[四川日报]回忆我的父亲

时间:2004-04-05 16:48:35 来源: 点击数:

  回忆父母对我们子女来说是个沉重的话题。
    我非常爱看革命回忆录,特别是一些亲属的回忆,感到很亲切、真实、真情,浸润着伟大的革命情操。我同时也非常羡慕他们,能有很多东西留下来。
    而我们追忆父母却心情沉重,因为父亲只留下一个提纲式的回忆,除此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,仅仅知道一点点,他在四川家乡教过书,当过小学校长;在上海参加共产国际,后经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;创办了川东游击队,加入了红四方面军,成为红33军军长,走过草地;33军基本上是打后卫,打最后的一战几乎没剩下什么人了;在“毛尔盖”,第一次见到毛主席;任385旅旅长;驻守庆阳;参加过重庆谈判等等。在西南印象很深的是,他是当时西南局的主要领导之一,他主管过民族工作,1951年创办了西南民族学院,后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……
    总之在他工作过的地方,他的家乡四川、陕西庆阳、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,至今流传着他的很多故事,以及当地人民对他的很多传说及爱戴。
    我记得在文革前1964年左右,有人曾跟他说应该抽空写写回忆录。他也仅仅在工作之余,在出差路上讲讲,由秘书记录,也仅仅是个大概。他说:等退休了,再慢慢写吧。但也不准备发表,只准备留给后代,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,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,寻求革命,找到了共产党,才真正走上革命的道路;跟着毛主席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。要子女珍惜今天的幸福,不要忘了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,要保持革命的传统。不指望我们当什么官,而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做人,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,他就心满意足了。
    他和其他革命先辈一样,总是不愿谈自己。经常讲,要我们学党和国家的领导人,而他自己只是普通的一名党员,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,工作离党的要求差得远,还要不断学习,等等。
    不幸的是,他在文革中惨遭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,没有来得及留下比较完整的回忆录。
    我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。“文革”中“造反派”围攻我家两三天。父亲当时已年高,他的日记中有对“大跃进”、“反彭罗陆杨”的一些看法,母亲生怕造反派到手后,对父亲极为不利,只好烧掉。这事终生遗憾,但也迫不得已。
    和他一块工作过的老同志大都逝世了,我们几个兄弟也都没有能力去广泛收集他的资料。一想到这,总觉得不安。但是想到父亲经常爱说的一句话:我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共产党人一样,为共和国的诞生和建设做了我尽力做的事。不求留名,只求多给人民做点事,少犯点错。要记就记住我们伟大的党和领导人吧!
    “忠心耿耿,为党为国”
    “文革”结束后,党中央给父亲作了正确的评价。我们认为,他真正做到了毛主席给他题词的精神。
    毛主席给他的题词“忠心耿耿,为党为国”,他一直珍藏着,从来没给我们看。直到“文革”后母亲才拿出来。
    显然他没有把这个题词当作荣誉,而是当作对他的要求、动力,也是对我们后代的要求,更不让我们以此做文章。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遗嘱,更没有财产,只留下这题词,希望我们也这样去做。
    我们感受至深的,是在“文革”的艰难岁月。他心脏病很严重,造反派围攻他,过后他躺在床上。当时儿女们都非常气愤,免不了说些过头的话。当时他严厉地说:“你们一定要相信毛主席,相信党,决不能动摇。”多少年过去了,回想当年的一幕,非常刻骨铭心。后来我跟一些朋友谈到此事,他们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很多前辈的革命信念,对党的忠诚,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,在被误解,甚至不正常情况下都没有丝毫的改变。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,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,深深地扎根在革命先辈的心中,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。现在更明白了这个道理。共产党是一个整体,是由绝大多数符合“三个代表”的人组成。不管外部敌对分子的围攻污蔑,还是内部出现蛀虫,共产党都能医治好自己的创伤,能不断进取,改革,永远保持生命力,共产党是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的。
    “四人帮”横行时,我们跟着被打成“黑五类”。原本分到国防单位,也被拒之门外。我还算好,分到一家工厂当技术员。弟妹各奔东西,都觉得没有前途,信心动摇,实在感到黑云压城城欲摧。父母以及革命先辈总是要我们坚信党,坚定立场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,我深深地感到他们的信念是多么正确和伟大,那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信念。
    始终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分子
    父亲也是党内老同志,但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。父母经常跟我们讲,他们是从四川的深山老林里出来的,不要忘记劳动人民。
    父母对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也是很严的。父母对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,无论司机、警卫员,还是服务人员,都非常热情、平易待人,关心他们的冷暖,经常跟他们聊家常。原来一位姓马的司机,识字不多,父亲就教他识字,一星期两次。我记得有一次,他开会回来,吃完饭就要走。问他干什么去?他说去教识字。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住,说他这么大年纪了,开一天会累了,时间也晚,今天就不去了。他说不行,非要去教。
    后来另一位司机郝士元同志考上了大学。但家里困难,不想上。我父母知道后,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资助他,鼓励他去学习。
    有一次,我来了一个同学,一位工作人员说帮我去倒杯茶。正好父亲走进来碰到,非要我自己去倒。事后把几个孩子找来说,服务人员不是为你们服务的,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去做。
    我们从来都不得使用父亲的专车。在我的记忆中,只有两次除外,都是在春节期间,一家人去十三陵和颐和园。回来后,父亲坚持要司机算出汽油费,自己交钱。
    我的父母以及我所见到的很多党和国家的领导,他们即使对待一般同志都非常平易近人。他们对同志,对领导都一样,对工作认真负责,而且严厉,给你一个感觉,他们真的是来自于人民,又深入于人民之中。
    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
    一般同志都以为革命前辈生活如何,说真的比不上现在一个中等收入家庭。我们家当时孩子多,吃的是粗茶淡饭。衣服也都是缝缝补补的。母亲还教我针线活,自己做饭菜。
    在1960年的困难年代,定量不够。我们都在长身体,常常感到吃不饱,有些怨言。父母就讲他们过草地,吃皮带,很多同志牺牲了。一边教育我们,一边讲困难只是暂时的;越困难,你们这些子弟越要和普通老百姓一样,更要坚定信念。
    父母还讲要自力更生。父亲请人买了2只小兔子,平时喂一些草,用杂草喂大了兔子,还真的吃了顿兔肉,当时觉得很香很香。
    我们家住的是北京四合院,有个小院子,院中原来种了些花草,不到3平方米。当时父亲自己动手全都种上了菜。
    这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们对于自己的困难,能不麻烦组织就不麻烦组织,都要自己解决。在困难年代,他们想的讲的是全国人民、家乡如何。对浮夸风深恶痛绝。他听说个别地方饿死了人,他这么大年纪还流下眼泪。我感到他是真心地爱人民。父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,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,当然比他们差得很远很远。在改革的大潮中,我们几个子女和全国人民一样。去年两个弟弟下岗在家,我们没有找组织麻烦,而是自己去努力想办法解决。
    在困难年代,贺龙元帅送了一点驴肉给我们。我们全家人被这种革命先辈之间的友谊深深地感动。很多年后见到薛阿姨,说到此事,她说就不要提了。她讲解放战争中,部队驻扎在一个县城(好像是潼关)。进攻西安战斗打响,大部队要出发,可忽然发现贺帅的女儿贺小明不见了。时间已到,贺帅决定按时出发。但我父亲不死心,坚持带着几个人再去找一趟,没想到真的抓住人贩子,找回了贺小明。父辈们的革命友谊,真的是在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,非常真诚。
    “四人帮”打倒后,组织上安排我母亲在南方一个城市休养。我正好出差顺路去看她,在当地找了一家最好的酒店请她吃顿饭。我的心意是母亲经过“四人帮”折腾这么多年,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,现在如同第二次解放一样,要请她吃点最好的。没想到她说什么都不肯,只让我点了稀饭和青菜,还批评我什么时候都不能浪费。与我同去的朋友都深受感动。
    很多革命先辈,由于受“四人帮”的迫害,过早地离开我们。如果没有这些“灾难”,他们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,也有时间追忆当年爬雪山,过草地,抗日,转战南北,为建立共和国有很多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,流传下来教育后人。
    随着时间的飞逝,很多革命先辈相继离我们而去。在新世纪开始时,我们不要忘记他们,更不能丢掉他们的精神。

    王新民文/图

    链接:

    王维舟同志简历
    王维舟,本名王天祯,1887年6月10日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清溪场。1970年1月10日因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迫害含恨于北京逝世,享年83岁。
    1920年,参加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,不久到苏联学习。
    1922年初从苏联回国,在北京同吴玉章等同志一起组织“赤心社”宣传共产主义。
    1923年回到家乡宣汉县清溪场创办新群女子高小,接任宏文小学校长,在此创建了四川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。
    1927年,入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    1927年至1932年,在川东组织群众,坚持游击战争,参与发动了著名的“万源固军坝起义”。曾任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、川东游击军总指挥。
    1933年11月2日,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,任军长。
    1934年1月,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
    1936年10月,与中央红军会师后,任中央军委委员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局局长、八路军第385旅旅长兼政委。
    1946年2月,调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、中共西北局委员。
    1948年9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副司令员、西北军区副司令员。
    1949年5月任解放成都前进部队副司令员。
    建国后,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、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、西南民委主任委员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。1956年调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。
    王维舟同志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、第八届中央委员、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。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届常委。
    毛泽东同志曾于1943年亲笔书赠王维舟同志“忠心耿耿,为党为国”。
    1979年12月29日,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王维舟同志追悼大会,恢复了王维舟同志的政治名誉。
    (王益)

                    (原载:2003年4月18日四川日报11版)

  http://sichuandaily.scol.com.cn/2003/04/18/111291580.html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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