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安平:美国《国家地理》与中国西南

时间:2014-01-02 11:19:16 来源:zhanglihui 点击数:

罗安平:美国《国家地理》与中国西南
本报记者 蒋蓝/文 祥惠供图
主持人语
1888年创立的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会刊《国家地理》,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全球读者。在走过的100余年时间里,这本杂志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,1910年11月它刊登的第一幅彩照就是在中国拍摄的,而中国的西南地区更是其关注的重点。今天,文学人类学博士罗安平来到金沙讲坛,与我们分享她的研究课题——“美国《国家地理》中的中国西南”。
本期嘉宾
罗安平,1975年生于四川泸州。四川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,2005年到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任教,2009年考入四川大学攻读文学人类学博士。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“他者视域里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——以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的表述为例”,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研究”“英语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”等课题,在《世界民族》《中外文化与文论》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。
采访手记
(2013年7月5日 成都)
2013年初,我采访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新建时,主要涉及中国西南地理空间以及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和研究方法,当时在座的罗安平很安静,也许她也把这次采访视作一次学习。当我提出希望与她进行一次访谈时,她一再婉拒,理由是自己尚未准备好。直到我陈述了种种理由,她终于同意了采访。
对于百年之前的长江上游区域以及西南地理,迄今只能从西方人的考察记、探险记当中窥知。近20年来,受到西部大开发尤其是旅游经济的鼓舞,不少地方开始重视以往西方人对西南地区的考察与记录,希望从“他者”的眼光中,让那些打通畛域的动物、植物、建筑、民俗获得一种深度打量;而打捞珍贵图像,寻找一种相对客观、真实的细节描述,成为当今学者们重新厘定本土文化的研究方法。这种跨越百年的对比,意义十分深远。
2012年,我曾采访过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研究员印开蒲先生。在他看来,英国植物学家欧内斯特•亨利•威尔逊的镜头下,比如川陕路,还是一条传统意义的羊肠小道。百年以后,川陕路旧时容颜早已面目全非。2000年,57岁的印开蒲搜集了威尔逊拍摄的千余张黑白照片,耗费10年心血,数次重走威尔逊之路,成功找到百年前的250多个原点,采取同机位拍摄方法,记录了山川河谷的百年沧桑。在名为《百年追寻》的书中,九眼桥、关帝庙、锦江等,百年前的旧貌和百年后的新颜一一呈现。之所以殚精竭虑做这样的工作,印开蒲坦承:“一是责任,二是爱好。”
罗安平对印开蒲的努力始终报以极大尊重,她在研究威尔逊的同时,也很关注人们对约瑟夫•洛克等植物学家的现实热度。早在2002年,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在北京嘉德秋季拍卖会上,以4.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购得140幅70年前由约瑟夫•洛克拍摄的中国西南地区风光、人文照片,拍摄地点大多数在四川稻城亚丁、泸沽湖和云南丽江等地,图片在成都展出后引起轰动,掀起了一股持续不衰的“香格里拉”旅游热。
在罗安平看来,美国《国家地理》对中国持续百余年的关注,以300多篇文章的巨大篇幅深入到中国的方方面面,由开始阶段的异域猎奇,逐步发展到深入民众的普通生活细节。中国西南的地理具有的多样性是完全不可复制的,即便是城市文化急速扩张,乡村还是保持了相当多的传统。在美国《国家地理》记者眼中,“中国西南地区的多姿多彩是不可思议的”,所以,其文化与地缘更应得到充分保护,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对话
中国西南的多姿多态是不可思议的
“花卉王国的伊甸园”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百余年以来从未中断过对中国的关注,这是基于什么原因?
罗安平(以下简称罗):有经济、政治的原因,也有文化的因素——发现异域的奇珍异宝是当时西方的一大热潮,比如在西北就以考古探宝为主,而在西南,最主要的兴趣是植物采集。欧洲人很早就对“博物学”非常热衷,收集动物、植物并予以研究极为风行,逐步发展到关注异域的人类学、地理学等。对西方人而言,19世纪的东方是一块神奇的陌生之地,他们最初的足迹仅限于广州等沿海港口。鸦片战争后,国门逐步被迫打开,外国探险家们由沿海向内陆深入,比如英国人福琼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派遣,首次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浙江、福建、上海一带,采集植物标本。1880年后进入西南地区从事田野考察的有两类人,一是传教士,另一类是海关驻内地的官员,可以说最初即便是植物采集等“科学”活动,也是西方海外殖民扩张事业的一环。
记:最早报道内地比如成都的文章发表在何时?
罗:最早是美国《国家地理》刊登的《扬子江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》,是英国女旅行家毕夏普于1896-1897年在长江流域的旅行见闻与评述。最早完全以四川为报道对象的文章是英国地质学家钱博林写的,他自己创办有一家地质学刊物。1911年他在《国家地理》发表了《人口稠密而美丽的四川》,盛赞都江堰工程的伟大,又称四川为“现代变革开始的地方”。
记:有更详细的成都报道吗?
罗:有很多。一位叫约瑟夫•毕普的美国传教士,曾参与创建成都华美中学和华西协合大学,1920年他在《国家地理》上发表《花卉王国的伊甸园》,描绘成都历史、建筑与民俗,其中一段令人印象深刻:“成都……城内有一石桥,雕刻精美。20英里长的护城墙外,遍植芙蓉树,一到秋天,繁花似锦,真是名副其实的锦绣城。”
记:对西南地区的报道大体分几个时期?
罗:一直都有关注,第一次是1910年对云南怒江傈僳族的专题报道。以较密集的聚焦来看,除了早期的植物学采集报道外,第二次要算“二战”时期,关注滇缅公路是重点,有7篇之多,数百余幅图片。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,报道再次升温。改革开放后,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既关注西南的城市化,也对自然生态极为重视,比如九寨沟、大熊猫、横断走廊等。
欧洲“植物猎人”的探险
记:英国植物学家欧内斯特•亨利•威尔逊在西南的考察情况如何?
罗:在威尔逊之前,法国传教士阿尔芒•戴维、玛丽•德拉维和在海关工作的苏格兰人奥古斯丁•亨利等就已在西南地区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了,如最早发现大熊猫和珙桐的戴维于1894年把200多种新植物带回法国,引发轰动,让欧洲植物学界意识到西南地区是植物宝库。这类人有一个特殊称谓,叫“植物猎人”,被本国人士赞为“园艺学中的哥伦布”。
为寻找被称作鸽子树或手帕树的珙桐树种,威尔逊1899年6月3日抵达香港,然后前往云南境内的思茅,又在湖北、四川等地采集珙桐,找到上百种植物标本和植物新种,包括山玉兰、小木通、大白花杜鹃、尖叶山茶、虎耳草、盘叶忍冬、巴山冷杉等。1903年1月23日,威尔逊第二次前往四川寻找黄色罂粟科植物——全缘叶绿绒蒿。当年6月,威尔逊从成都抵达乐山,7月1日登上瓦屋山。1912年威尔逊出版《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》,书中引用美国自然科学家贝伯尔的话,把瓦屋山描绘为“世间最具魔力的天然公园”。他前后4次来过四川,完成了《园林之母》等多部旅游与植物学著作。
记:他后来在四川受了伤。
罗:1911年威尔逊在从松潘返回成都的路上,乘坐的轿子遇到山体滑坡,被石头砸伤大腿,后来成都的传教士为之治疗。他返回美国后再次接受治疗,重做接骨手术,却成为瘸子。他以在中国数次探险写出的书《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》为他成为植物学教授奠定了基础。这本书上卷讲述地理、族群、人文景观,下卷则是植物的细则,有意思的是书的副标题:“带着采集箱、照相机与枪支在花卉王国偏僻地区11年的旅行、观察与探险”。这三种工具是他们的必备品,也可视为帝国主义在华的另一种殖民术,隐喻效果耐人寻味。
记:他的死也与植物有关吗?
罗:1930年10月15日他和妻子海伦去探望女儿,在返回位于波士顿的阿诺德植物园途中,汽车在铺满落叶的街道上失控,夫妻双双车祸而亡。这样的安排是否暗示了“植物猎人”奇特的一生?
一个冒险家的殒灭
记:清末至民国期间,生于苏格兰的冒险家、植物学家乔治•弗雷斯特在西南地区的植物采集和探险活动尤为活跃,他从1904年开始踏访云南,此后7次前往西藏、云南,经他发现并命名的植物数不胜数……
罗:1905年10月,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探险队在弗雷斯特带领下,从腾冲向着怒江大峡谷进发。怒江大峡谷尚不为西方人所知,弗雷斯特将这里称为“隐没之地”。弗雷斯特曾在皇家地理学会期刊上发表过《萨尔温江上游的旅行》,1910年美国《国家地理》将其改为《弓弩之地》再次发表。他描绘傈僳族人使用两种弓弩:一种用来打仗,一种用来打猎,十分好战。他描绘亲眼目睹探险队与当地部落的争斗场面,一群村民在首领带领下,与探险队形成对峙,首领射出一支毒箭,飞过探险队员的头顶,掉进了溪流。首领正要射出第二箭,弗雷斯特向他头顶开了几枪,枪弹打中对岸的大石头,岩石粉碎。看到枪的威力,对方立刻安静下来,弗雷斯特让翻译告诉他们,如果他们再射弩箭,下一发子弹就要打到他们身上。对方被震慑了,臣服于枪支的威力下。
记:弗雷斯特曾砍了一棵神树?
罗:英国人当时痴迷杜鹃花。1931年弗雷斯特找到了一棵280岁的杜鹃花树王,高达25米,树干周长2.6米,他竟然下令锯断大树,并锯下一块木板,送到不列颠自然历史博物馆陈列。第二年他死于腾冲。在纳西的文化传统里,一种叫“署”的神灵掌管着对滥砍滥伐者的惩罚,会下咒让人遭灾。如果要从微妙的命运因果来看,或许有些关联吧。
“荒野中的绅士”
记:你也很关注约瑟夫•洛克。
罗: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•洛克1922年受美国农业部派遣到中国寻找抗病毒植物——大枫子树,同时接受《国家地理》杂志资助,收集动植物标本。1928年6月洛克带领21位纳西族随从,由木里深入贡嘎山腹地徒步穿越,到达亚丁,成为到访此地的第一个西方人。此次探险中,洛克收集了3000多种植物标本、700多种飞禽标本,拍摄了240幅彩色照片、503幅黑白照片。《国家地理》连续刊载了洛克关于稻城亚丁的文字和图片,在美国乃至欧洲引起巨大轰动。
洛克父亲是一个伯爵的仆人,伯爵喜欢探险,写有几本探险作品,这对洛克可能有很大影响。从1924年到1935年,他在《国家地理》上发表了10篇文章,其中9篇有关中国西南的文章和大量照片,将这个神秘区域呈现给了世界。
记:洛克被称为“荒野中的绅士”,理由何在?
罗:也许是中国西南地区成就了洛克的贵族气派。他在荒野里也要铺桌布,用高脚杯喝葡萄酒,坐舒服的椅子,用留声机播放高雅音乐(他喜用音乐来吸引听众从而拍照)……他是语言学天才,对人类学、民族学、语言学等贡献巨大。他在《国家地理》上发表的《纳西部落的驱鬼仪式》《藏传佛教的神谕者》等,精细地描绘了仪式的过程、道具、功用等,达到人类学家记录现场的专业要求。洛克在卓尼、迭部等地拍摄了大量照片,1928年11月《国家地理》用46个页码、49幅图片的篇幅对卓尼土司杨积庆管辖的禅定寺卓尼版《大藏经》以及卓尼民俗、优美风光进行了全面描述。
1949年7月,洛克回到夏威夷,把全部时间用在采集植物标本和研究纳西学、纳西语言上,他把纳西文字典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,想在79岁生日时看到字典出版发行。可是1962年12月5日,他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。在几位与西南有关的植物学家里,他的命运是最好的。
结语
记:晚清至民国,西方人在中国西南边疆的考察,价值是巨大的。
罗:这些考察资料均是作者亲眼所见或现场实录,具有较高的可信度。他们的考察面十分广泛,地理、交通、经济、文化、政治、民族、社会、对外关系、生态环境等,描写细致,还有很多测量数据;多数探险家受过专业训练,从西南地区的标本搜集,对植物学的科学分类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。西方人独特的视角给我们以较大启发,使我们从全球化角度重新审视西南的地理与历史。但从另一角度来看,他们伴随西方的海外扩张与帝国殖民事业而来,对中国的资源进行无偿猎取,这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。这些,正是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时,需要清醒认识与反思的地方。
【原载:《成都日报》2013年7月15日】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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